马背上的法庭观后感
昨晚无意中在6套看到《马背上的法庭》部分片段，忍不住想说点什么。
看得不多只一点，从阿洛结婚的那场戏看起。但觉得很朴实，节奏很慢，是一部平淡隽永乃至相当有主旋律意味的电影，整部片子要慢慢去体会。
尤其结尾的时候很感人，老冯对着大山喊的时候，我知道他是孤独的，阿洛带着新娘走了，退休的杨阿姨留在寨子里，只剩下衰老的他一个人走了那条孤独的路。此时他很孤独，很无助，可惜长腿听不到。天黑了下来，我们听到有东西摔倒的声音，然后老冯的那匹老马停了下来，我知道老冯走了，因为前面送别的时候长腿对他说过，走路的时候不要打瞌睡，这是为后面做铺垫。接着藏歌响了起来，我们看到了长腿和一名妇女，虽然并未看到老冯，但我猜想此时长腿她们在为老冯守灵，在为他超度。老冯，一路走好。
剧情简介：五十几岁的法官老冯带着即将因政策变动而离开工作岗位的摩梭书记员杨阿姨和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彝族大学生阿洛下乡办案，全部的行装就是一匹老马。在普米族的山寨，老冯热心地处理了猪拱罐罐山的事件，在摩梭人的沼泽，阿洛因为不慎，丢失了象征国家权利的国徽，老冯一行人求助当地的女长老，终于找回了国徽。最后，他们走到了阿洛新娘子的家乡。在这里，因为一个意外发生的小案件，阿洛带着新娘子离开了这条在他看来没有前途和希望的路。退休的杨阿姨留在寨子里。失去了相濡以沫的伙伴，忽然衰老的老冯一个人走上了那条孤独的路。
故事讲述云南山区基层流动法官的故事，用平实的叙述手法展现了法官老冯、书记员杨阿姨和大学生阿洛穿山越岭断案的七天，五桩鸡毛蒜皮的家务事，三个不同民族的村寨，故事最终以老冯的意外死亡为结局，全片平淡克制，没有高成本的特技，但是却凭借对人性本身的深刻挖掘和对中国法制化建设的如实描写而打动每个观者的心。导演刘杰曾用一句话描述了他的电影“在这里现代司法体制就像驮在马背上的国徽在颠簸中缓缓向前行。”影片力图通过制度下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中国法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和民族、文化、宗教、传统与现代等复杂的问题。
电影是看得见的文学，是浓缩化了的社会。 近些年来，有关法制主题的电影不断的推陈出新，让人眼花缭乱。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它揭下了法律那层神秘的面纱，使之走进千家万户。如几年前的《秋菊打官司》，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法学界也引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讨论。而2007年上演的《马背上的法庭》虽未引起人们多少的街谈巷议，但却以一种温情但不乏理性的艺术手法，让人近距离的接触了中国农村司法，悄无声息的夺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地平线”单元故事奖，的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简陋的法庭v法律的尊严
法庭是一个体现国家权威的地方。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古代的中国，都比较注重一些仪式性、仪表性的设施来“装点门面”，以增强法律的威严。例如，法院的大门前总有多层的台阶，这就是建筑家的杰作，它象征着法律的至高无上。中国古代的县衙、府衙，门口无一例外的都会摆放着一对石狮，这象征着江山社稷的神圣不可侵犯。建筑的雄伟与肃穆，可极大增强法律的威严。在现代社会，法院的设施更加完善、先进了。沿海地区的法院，基本上都拥有高大宽敞的办公楼，出则有车、入则电梯，设备相当豪华。但许多海外学成归来的法律学者，仍在大力批判中国法院的落后，在唾沫横飞的言语之间，让人感到中国的法院一无是处。
然而，《马背上的法庭》展示的却是中国基层法院的另一场景。电影以“在云南西北部，散居着十几个少数民族”为背景，在开幕就展示了一个法庭的所有成员和设备：泥腿子出身的老法官老冯、曾享受政策优惠但又因政策变动而退休的杨阿姨、大学毕业第一次下乡办案的阿洛，一匹久经风雨的老马，还有放在马背上的国家象征——国徽。如此简单的人员组成，如此简陋的设备，就构成了中国司法系统的最基本单位。他们行走在云南西北的崇山峻岭之间，从鸡头寨走到鸡肚寨，再从鸡肚寨走到鸡尾寨。办案时，法院就在山寨的空旷处，露天而行。办案结束后，就在阴暗的小木屋里，三个人席地而寝。如果真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他们只能是“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他们没有雄伟的办公楼，不能拥有出则有车、入则电梯的享受，也没有丰厚的工资待遇。这与东部法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海归派”也许会满腹狐疑：“这样的法庭能保证法律的权威吗？”因为在西方，法院的办案效率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优良的办公设施上的。没有了设备，老百姓会信服法院的判决吗？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电影里有很多处都展示了法院在村民中的权威地位。老冯他们每到一处，都会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当老冯跨进摩梭老大妈的家时，老大妈简直就像看到亲儿子回家一样高兴。后来，国徽被盗，惊动了整个鸡肚寨，所有村民都忙碌了起来，都在帮忙寻找。国徽最后被发现扔在了淤泥潭中，如果硬闯沼泽地将面临生命危险，就在老冯他们无计可施的时候，老百姓拆掉了自家的大门，搭成了门板路去“营救”失落的国徽。当国徽“重现天日”的那一刻，村民们欢呼了，许多人因为这一场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也许，村民们做出这一举动，并不是因为懂得国家尊严的道理，而是基于对老冯和杨阿姨的信任，但正是因为这种信任，直接的促进了法律在农村中的施行，最终让法律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虽然带有一点人治的色彩，但在无法实现西方式的法治时，我们退而求其次，采取这种本土化的法治方式又何尝不可呢？从这部电影中，我们欣喜的看到：在基层，法庭与村民、法官与村民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相互融合、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这同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法理：真正的法律不是写在纸上的那些条文，而是那些活在人们心目中的法官形象。在一种人治化、乡土化的社会里面，我们依然需要包青天式的职业工作者，他们才是起实际作用的法律。
（二）老冯与阿洛：泥腿子vs职业化
在电影中，导演非常巧妙的安排了老冯与阿洛的组合，可谓匠心独具。老冯是个泥腿子出身，基本上没什么文化可言。在他求学的那个时代，社会运动永无休止，人们的温饱都成问题，接受教育自然是奢谈。老冯在教育上算是蹉跎了岁月。但是，长期在农村生活、工作的经历，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民风的深刻洞悉，练就了老冯在办案上的非凡技巧。一旦面临突发事件，他能很快地做出判断、处理，并让人心服口服。
而阿洛则与老冯成鲜明对比。他念过大学，是正宗的法律科班出身，拥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在这三名法官中，他是无可否认的法律知识上的权威。他也具有法律人那强烈的职业精神，例如在得知杨阿姨即将退休之时，他立马表示他将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走下去，让国徽永放光芒。可以说，他代表了中国法院的新一代法律人，暗示着法院已经出现职业化的萌芽。但若因此而认为他亦是社会的权威，则是对阿洛形象的一种的误读和误置。他虽然拥有深厚的法学功底，但缺乏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理解。因此与老冯相比，在具体案件的处理手法上还显得比较稚嫩。
这暗示了中国的基层法院目前正面临一个转型期：从泥腿子法官向职业法官过渡，而且这种转型期估计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新老交替的转型期往往是矛盾最复杂的时期。老冯与阿洛，两人生活背景的不同，造就了他们在办案方式上的差异。电影展示的两个案例很有代表性：第一个案例是个侵权案件。一头猪翘了一农民的祖坟，该农民把猪捆了，堂而皇之的抬着猪闯进了刚开庭的“法庭”，提出两项要求：一要赔两头猪，二是要猪的主人办一场“法事”，否则老祖宗不得安宁。老冯按照当地的风俗以及往日的办案经验，支持了原告的请求。他觉得，当地的风俗即使与法律的精神不一致，也应当予以尊重，否则会引起更大的骚乱。而阿洛则立马站起来反对，理由是法律不支持封建迷信，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这差点让老冯下不了台。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离婚的：在鸡肚寨，一对老夫妻要求离婚，女方根据当地的民族风俗要求法庭把包括房屋在内的所有夫妻财产判给自己。老冯认为这是合理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离婚是件不光彩的事，如果不对离婚进行一下遏制，不利于文护社会的稳定。但阿洛则认为，这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案件是以男方选择不离婚、两人和好如初收场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从判案的策略来看，似乎老冯要略高一筹，因为他所提出的方法更能达到定分止争的作用。
如果按照西方的法学理论，老冯肯定是要被议会罢免的，因为阿洛的做法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但职业化法官并不因此将立马取泥腿子法官而代之，因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时机尚未成熟。事实上，老冯何尝不知道这样做不合法律的精神？但是，在他那貌似简单的选择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看去，中国基本上是乡土性的”。电影中法庭的管辖范围：鸡头寨、鸡肚寨、鸡尾寨，就是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市场经济影响微弱的“乡土社会”。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是“乡土社会”中的“乡土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农民们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在这个社会里，甚至于文字都成了多余的累赘，因为村民无需通过文字来交流。道德、民族风俗、长老统治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成了文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这里基本上是个法律无涉的领域，“无讼主义”意识在这里拥有最顽强的生存土壤，司法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泊来品。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行使司法权，必须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般的运作。因为任何一场诉讼都将或多或少的牵涉到法律与民俗之间的冲突，一份判决书的背后体现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利益博弈。西方学者韦伯有个著名的“机器人法院”理论：“法官就是一台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书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一点点的理由。”但这种完全不考虑民族风俗、具体情况的审判方式，在中国的施行根本就是不切实际。要想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站稳脚跟，必须充分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获得民众的认同，甚至于对民俗做出一定的妥协。若法官只是死板的恪守法条，不能很好的处理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正如费孝通所言：“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果真如此，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形成法律与民俗二文的紧张局面，甚至于法律被民俗所抛弃，社会转而回到落后的原始状态，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法治成果也将付诸东流、丧失殆尽。例如在电影中，村民们为了抗议阿洛的抢亲行为，宁愿放弃彼此的争斗，也不愿接受法庭的调解。此时，可以说法律在此时此地，已经是全面撤退，法律在民俗面前败下阵来。因此，看完整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老冯的办案方式大有曲线救国的味道，这是一种高超的法律技巧的表现，而阿洛则仅仅是一个法律教条主义者。
（三）“村民公约”的摔落：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引导
福柯认为：考量一个国家权力，最佳的地方应当是权力的末梢，因为这是权力的“边缘地带”。而少数民族地区恰恰就是一个边缘地带。在这里，国家的控制力被削弱到最低限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信条大打折扣。在这里，占主导地位是风俗习惯。在电影里，就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山寨制定了村民公约：“外村的牲畜若吃了我村的庄稼，我们有权扣留，并转为我们的私有财产。”稍微有点法律意识的人都知道，这明显的不合法。但类似的乡规民约，在西部尤其是在聚族而居的少数民族地区，可谓是屡见不鲜，几千年来，他们都是靠这个来自己管理自己。客观的讲，许多的村规民约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有的甚至已经演化为陋习。虽然解放后许多不合法的乡规民约都被废止了。但是传统总是有它独特的生命力，并不因国家权力的干预而完全绝迹。从法学上讲，这些乡规民约都可称作为“民间法”。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老冯他们所代表的以国家权力面貌出现的“国家法”。如果二者发生了冲突，如何将民间法纳入国家法允许的轨道上来运作？
这是个尖锐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个“边缘地带”，基本上是一个法律无涉的领域，法庭与少数民族之间、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关系显得十分微妙而复杂。正如苏力先生所言：习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会在司法过程中顽强的表现自己。而一旦处理得不好，则会损害当地的社会秩序，抑或损害法律的尊严。例如，阿洛就因为在婚宴上说该“村民公约”不合法，岳父一气之下就否定了这场婚姻。但他坚信婚姻自由的原则，毅然决定带着新娘逃走，但这一举动的后果是导致了整个山寨不再承认法庭。但是，在这样一个封闭、落后的地区，面对“村民公约”这样明显不合法的事件，如果法庭视而不见，那么法律将永远在原地徘徊。而且这也有违法律人的职业准则，毕竟在现代社会，只有在国家法的允许范围内，民间法才有存在的空间。而老冯在婚宴上，凭着酒兴踩掉了村民公约，实际上是法律跟乡规民约的一种力量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国家法获胜。
在西方，法官不能主动的干预社会生活，只能消极等待着老百姓前来告状，即使发现了违法的事也不能声张。许多海归派将这种做法奉为经典，在国内进行大肆宣扬。我们不可否认其内在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在盲目的移植西方的理论和制度时，他们是否考虑到了与中国传统的良性互动？是否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拿刚才的例子来说，如果按照西方的做法，法庭则只能将案子上报给镇政府，由镇政府出面干预解决。但老冯却凭借自身的权威，直接的将该村规民约否定掉了，这是明显的越权，到时候肯定会接受一系列的违宪审查的诘难。他为什么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骨子里的家长主义所带来的责任感。作为国家权威的代表，他有责任、有义务去引导着农民。如果法官采取司法消极主义的做法，对此类违法事件置若罔闻，对本已脆弱的中国的乡村法治建设，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机械的法条主义者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如果一切都按照西方那一套，实现法治的目标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电影告诉我们：在法治建设中，司法必须有所作为，它可以采取一种中国式的审判模式，法官有责任去引导人们向着法制化道路前进。
（四）结语
《马背上的法庭》是一首讴歌中国基层法官的赞美诗，同时也是一篇记录中国司法现状的报告文学。电影重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即在村头听讼、村头审判，该方式因其方便快捷的特点获得了老百姓的欢迎。电影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很值得我们这些法律人去思考。在电影的尾声，老冯望着着空旷峡谷那边的同事墓地，思绪万千，他忍不住大声的喊道：“我还要走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然而，二十年前，同事从这条路上摔下了山崖，而老冯也在这崎岖山路上轰然倒下，电影的这种悲剧性创作手法，深刻的揭示了未来的法治建设将要走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法律人都将在艰难的法治之路上走下去。正如著名诗人艾青所讴歌的那样：“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