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及其作品产生以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就开始了，到今天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近现代以来对屈原的研究多不胜数，尤其是2009 年中国端午节荣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名榜，新一度屈原文化热、屈原研究热再次兴起。以往学术界对《离骚》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而对《离骚》中屈原精神困境的研究也是学者们常常涉笔的课题。前人对《离骚》中屈原形象及精神研究颇为透彻，具有说服力的有：游国恩先生的《屈原》，郭杰先生的《屈原新论》，郭维森先生的《屈原评传》，他们认为，屈原困境是指屈原对人格理想、政治理想以及忧民爱国之情的三重固持，导致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性发生激烈冲突，从而陷入进退两不能、去留皆不可、情与理悖的精神生存困境和悲剧性结局。44358

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生存困境不仅事关现实处境，更与生命意识紧密关联。殷光熹《屈原对时间、生命的关注和倾诉》一文即是从生命时间的角度审视屈原的深情吟唱，该文认为屈原作品中充满着时间的焦虑感，其“人生苦短”的惶恐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时不可再得” 的惜时感以及精神永存的生命观，“都堪称文学中时间意识抒发的鼻祖。”蒋方《“自疏”与“不容自疏”——试说屈原的超越》、刘洪波《“边缘情境”下的屈原解读》、陆跃升《试论屈原潜意识中的失落感》、论文网李德品《论屈原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宁淑华《屈原困境的原因探析》、都春屏《屈原求索精神及其现代解读》等文对屈原意识领域的深度挖掘，表明学者们用现代西方社会学、心理学方法解读屈原困境的努力。其中，较有特色的蒋方一文，从屈原“自疏”与“不容自疏”的深刻矛盾着眼，揭示了屈原的“自疏”是一种“精神世界的远离”，借由“自疏”来实现“远逝”。在对屈原心理的一番细致分析后，蒋文认为“死而不容自疏”是屈原“自疏”的必然归宿。赵沛霖的《两种人生观的抉择——关于〈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认为屈原选择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放弃道家的消极出世，反映了他彻底的理性精神。田耕滋的《从思维方式看屈原生命悲剧的人性深度》在文中提到屈原的生命精神是个体与社会绝对统一的绝对集体主义，具有“无我”的“准宗教”性。 这种“准宗教”性的生命精神具有走向悲剧的必然性，其原因在于他把“知性思维”推上了“形而上学”的极端。

这些文章对屈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后人研究本论题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综观当代屈原精神研究现状，探讨积极而火热，继承汉代刘安、司马迁、王逸等人对屈原忠贞、光争日月精神的肯定，努力挖掘探讨屈原影响力背后巨大的精神财富，研究成果丰富而不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