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风气对艳词的沾染
（一）周邦彦所处之时代
周邦彦是北宋末期著名的词人，当时的宋王朝是一个表面承平、享乐盛行的时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这样描绘：“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4]这样的文化环境，无疑深深的影响了周邦彦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
北宋时都市里官妓、营妓、私妓等各色妓女云集，她们多擅长曲子，并以这种时髦的艺术表现来满足中上层社会文化娱乐的需要。于是曲子词成了风行于汴京的最受欢迎的文艺样式。早在宋仁宗时期，汴京城里就到处“歌台舞榭，竞赌新声”，社会对于曲子词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周邦彦对词的创作热情。
当时，文人的雅集，官僚的饮宴，一定要歌儿舞女们助兴，词手们往往即席填词供她们演唱。艺术上进行合作的需要，加强了词人与歌妓之间的交往。而这种异性之间的经常性的、“郎才女貌”式的亲密接触，自然会产生绮情艳思。所以词人们在填写“应歌之词”的时候，或代歌妓言情，或干脆将自己与歌妓之间的情事写进去，这样就使得北宋词里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比比皆是。但当时的人们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奇怪的。试看，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晏殊父子、张先、欧阳修、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无不填写了大量的此类应歌赠妓之词。在他们之后步入汴京文坛的周邦彦，自然跟随时尚，追随前辈和同辈，作起应歌之词来。
可见，应歌的需要和时代审美风气成为周邦彦创作艳词的外在动力。
（二）周邦彦的生平与艳词创作
周邦彦一生仕途坎坷，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初旅汴京，寄居庐州、荆州，出知溧水，再旅汴京，暮年远宦五个时期。
周邦彦初旅汴京时写的是一批温柔狎昵、软媚浑成而又欢快明朗的恋妓赠妓之作，是纯艳词，多属“应歌之作”。
周邦彦这一时期艳词所描写的对象多是女子，其身份有别、风姿各异：如《少年游》中破新橙的名妓，《一落索》中“依栏愁”的歌妓，《望江南》中“会婆娑”的舞妓，《阮郎归》中“情黯黯，闷腾腾，身如秋后蝇”的思妇，《意难忘》中“解移宫换羽”的乐妓等。其中，《少年游》（并刀如水）、《凤来朝》（逗晓看娇面）、《意难忘》（衣染莺黄）是恋妓词，《一落索》（眉共春山争秀）、《望江南》（歌席上）是赠妓之作。
此外，我们应弄清楚周邦彦这一时期的艳词是不是他情场纠葛的隐括。学者赵治中说：“对于《少年游》（并刀如水）、《凤来朝》（逗晓看娇面）、《一落索》（眉共春山争秀）、《望江南》（歌席上）等词，南宋初的词话、笔记杂谈多附会于宋徽宗、周邦彦与李师师的儿女恩怨，争风吃醋。对这些说法，清人郑文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此皆小说家附会，或出好事忌名，姑作讪笑，等诸无稽。’王国文的《清真先生遗事》、陈思的《清真居士年谱》、罗忨烈的《周邦彦清真集笺注》都从年月乖戾、职衔无稽、行谊不符、张冠李戴等方面，一一辨诬，指出它们的‘失实’，‘穿凿附会，无异于话本小说’‘用资谈柄’。”[5]可见周邦彦初旅汴京时的作品并非他生活的实录，写真正的爱情的艳词几乎没有，多属“应歌之作”。本文来自优.文^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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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那年春天，周邦彦“出京，教授庐州，旋复转荆州”，再改知溧水，经历了整整十年飘零南国的生活，此段为词人外贬州县时期。此时期作者所作艳词很少，内容多是留恋“闲游坊曲”的生活和追忆曾经相识和相聚过的歌妓舞女们。作者这一时期的艳词与汴京初旅时期的单写恋情和别情之作，有明显的不同，离愁别恨已与“羁旅况味”结合，内容丰富起来，感情也较前深沉、伤感和哀怨。如《宴清都》中“更久长、不见文君，归时认否”，《玉楼春》中“当时相侯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虞美人》中“相将羁思乱如云，又是一窗灯影两愁人”都表现了作者的离愁别恨与“羁旅况味”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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