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师德论文
前些日子，听了孙春香老师《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的报告，感触颇多。今天看了李镇西老师和陆宝初老师的博客中有关“李金川之死”中的文章，更加激发了自己内心的思考：新时期，我们需要怎样的师德？
如果说汶川地震中的“师德”受到了拷问，倒不如说人性受到了鞭挞：面对突发的事件，作为人，都应该引发一连串的思考。教师是一种职业，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提倡师德，我觉得首先是公平合理地为这一平凡的职业定位，还教师职业一个平等的道德标准。
教师都是平凡如你我的凡人，而不是笼罩在崇高光环中的圣人。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种职业中都有殉道者，与其用理想化的标准来自欺欺人地批评教师没有达到应有的道德高度，不如把教师从虚幻的神坛上拉下来。让这些不堪重负的园丁们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安安心心去种他们的花草。站在看似辉煌的崇高位置上的教师，其实早已处在难以支撑的境地。在绩效工资面前教师的进退失据，孙老师谈到了“德西效应”，但我更却不由自主地想起叶圣陶先生的《潘先生在难中》中的“潘先生”。
教师首先是人。新时期，我们再也不希望教师可怜地在早点摊子前等待永不缩小的人群，而背负起指引民族道德航向的沉重包袱（其实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再也不希望教师悲惨地站在神圣的讲台上拖垮早已患病的疲惫身躯，而充当学生含泪学习的崇高榜样（其实也没有必要，一个连自身都不爱的人，怎样来诠释爱的真谛？）；再也不希望教师无情地把正发高烧的子女留给年迈的老母，自己却被颂扬为舍小家、顾大家的优秀典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自己的孩子都不顾及的人，如何会顾及学生？）。健康、科学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新时期最起码的师德标准。
著名教育家于漪说：“教师肩膀上的担子有千斤重，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教师的工作就是将一个个不懂做人道理的孩子培养成合格的公民，这是一份‘以人育人’的工作，除了传授知识外，更需要用教师的人格魅力去对学生加以感化。”而这种感化，就如春风化雨一般，“教书育人”，“教书”是过程，结果是“育人”。感谢孙老师推荐的凌志军先生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 我在网上进行了搜索和细读，觉得很受启发。可以说，书中阐释的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毕业论文http://www.youerw.com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叶澜认为的良好的师德风范不谋而同，就是必须“心中有学生”“有学生立场”，她说：“在信息化时代，教师的身教更重于言教。如果光传授知识，教师教学完全可以被电脑教学代替，然而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艺术，更是精神的传授，只有心中有学生的教师才是师德高尚的教师。”“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树立学生的成长比成才重要的理念是师德的基础。
“爱学生”经常被提到“师德”的标准中，其实，我觉得“爱”拥有着无比精彩的内涵，相较之“责任心”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实在。“李金川的质问”我觉得不是对师德的质问，而应该是对生命的质问：我为什么活？我应该怎样活？我应该对家庭负怎样的责任？我对于社会有怎样的责任？……李金川是一位优秀的学生，但是，优秀是一个综合的指数。成绩的优秀是不是就涵盖了所有的优秀？也许，一些老师的一些行为确实撞伤了他的心灵，但是，真的勇士，是要肩负起强大的“责任心”的。在拷问学校和教师责任的同时，更应该树立自身的责任，这也是对每一个人的“责任心”的拷问：不是给某些徘徊在生死之间的年轻而脆弱的心灵以不良的暗示和感染，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去激励学生，去鼓舞学生，告诉他们：面对心灵的悲愤，摆在我们前面的选择有很多很多，生死抉择，应当永远排在最后。
屈原放逐而有《天问》，在那样的社会他的坚持最终化为悲怆，“亡国”的屈辱使他纵身一跳，粼粼江水为之疼痛几千年；司马迁受宫刑而苟且偷生是因为《史记》在他心中的责任……我觉得，如果说“李金川的死”就是对社会的虚伪与腐败“以死抗争”，值得商榷。
每次，我读着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都禁不住地想：“满怀着美好情怀的诗人，为什么选择了卧轨？”我们难道也要怪责师德？师德有了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其实，因为人的不同，才有了这样丰富多彩的人间。反之，这个社会将是多么的单调而毫无生机啊。
前些日子，听了孙春香老师《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的报告，感触颇多。今天看了李镇西老师和陆宝初老师的博客中有关“李金川之死”中的文章，更加激发了自己内心的思考：新时期，我们需要怎样的师德？
如果说汶川地震中的“师德”受到了拷问，倒不如说人性受到了鞭挞：面对突发的事件，作为人，都应该引发一连串的思考。教师是一种职业，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提倡师德，我觉得首先是公平合理地为这一平凡的职业定位，还教师职业一个平等的道德标准。
教师都是平凡如你我的凡人，而不是笼罩在崇高光环中的圣人。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种职业中都有殉道者，与其用理想化的标准来自欺欺人地批评教师没有达到应有的道德高度，不如把教师从虚幻的神坛上拉下来。让这些不堪重负的园丁们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安安心心去种他们的花草。站在看似辉煌的崇高位置上的教师，其实早已处在难以支撑的境地。在绩效工资面前教师的进退失据，孙老师谈到了“德西效应”，但我更却不由自主地想起叶圣陶先生的《潘先生在难中》中的“潘先生”。
教师首先是人。新时期，我们再也不希望教师可怜地在早点摊子前等待永不缩小的人群，而背负起指引民族道德航向的沉重包袱（其实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再也不希望教师悲惨地站在神圣的讲台上拖垮早已患病的疲惫身躯，而充当学生含泪学习的崇高榜样（其实也没有必要，一个连自身都不爱的人，怎样来诠释爱的真谛？）；再也不希望教师无情地把正发高烧的子女留给年迈的老母，自己却被颂扬为舍小家、顾大家的优秀典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自己的孩子都不顾及的人，如何会顾及学生？）。健康、科学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新时期最起码的师德标准。
著名教育家于漪说：“教师肩膀上的担子有千斤重，一头挑着学生的现在，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教师的工作就是将一个个不懂做人道理的孩子培养成合格的公民，这是一份‘以人育人’的工作，除了传授知识外，更需要用教师的人格魅力去对学生加以感化。”而这种感化，就如春风化雨一般，“教书育人”，“教书”是过程，结果是“育人”。感谢孙老师推荐的凌志军先生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 我在网上进行了搜索和细读，觉得很受启发。可以说，书中阐释的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叶澜认为的良好的师德风范不谋而同，就是必须“心中有学生”“有学生立场”，她说：“在信息化时代，教师的身教更重于言教。如果光传授知识，教师教学完全可以被电脑教学代替，然而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艺术，更是精神的传授，只有心中有学生的教师才是师德高尚的教师。”“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树立学生的成长比成才重要的理念是师德的基础。
“爱学生”经常被提到“师德”的标准中，其实，我觉得“爱”拥有着无比精彩的内涵，相较之“责任心”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实在。“李金川的质问”我觉得不是对师德的质问，而应该是对生命的质问：我为什么活？我应该怎样活？我应该对家庭负怎样的责任？我对于社会有怎样的责任？……李金川是一位优秀的学生，但是，优秀是一个综合的指数。成绩的优秀是不是就涵盖了所有的优秀？也许，一些老师的一些行为确实撞伤了他的心灵，但是，真的勇士，是要肩负起强大的“责任心”的。在拷问学校和教师责任的同时，更应该树立自身的责任，这也是对每一个人的“责任心”的拷问：不是给某些徘徊在生死之间的年轻而脆弱的心灵以不良的暗示和感染，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去激励学生，去鼓舞学生，告诉他们：面对心灵的悲愤，摆在我们前面的选择有很多很多，生死抉择，应当永远排在最后。
屈原放逐而有《天问》，在那样的社会他的坚持最终化为悲怆，“亡国”的屈辱使他纵身一跳，粼粼江水为之疼痛几千年；司马迁受宫刑而苟且偷生是因为《史记》在他心中的责任……我觉得，如果说“李金川的死”就是对社会的虚伪与腐败“以死抗争”，值得商榷。
每次，我读着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都禁不住地想：“满怀着美好情怀的诗人，为什么选择了卧轨？”我们难道也要怪责师德？师德有了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其实，因为人的不同，才有了这样丰富多彩的人间。反之，这个社会将是多么的单调而毫无生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