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留日思想探析(3)

（二）与河上肇的思想许多著作中都有提到，在留学日本期间，曾受到当时在日本备受瞩目的经济学者河上肇的著作的影响，如一海知义说：“在 1964 年住谷悦治访问中国和参加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时，曾说在青年时代经常拜读河上先生的著作，尤其常读《贫困物语》、《社会组织和社会》。”［3］等。

在日本深受河上肇经济思想的影响，并且拜读了他的许多著作。但当时执笔《贫困物语》时，河上肇的思想还未达到主义的高度，这也正是后来他自动绝版该书的主要原因。河上肇是从 1919 年的《社会问题研究》才真正地开始从事主义的研究，在这之后，作为主义的信仰者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他又加入了日本党，之后又被捕、入狱。一直是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读者，并且正是通过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才开始了解关于社会主义、主义的相关知识和相应的理论体系。从这时开始，之后经过五四运动等社会实践和留学欧洲的经历，一步步确定了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主义，并成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家，一名优秀的主义战士。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学日本对以后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与拒约运动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并不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书本上，除了学习日文和复习以前学习的知识以准备考试，他也用心观察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扩展自己的视野，同时他积极参加实践活动，丰富自己的经历。1918 年到时候，虽然正在日本留学，但他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由中国留学生发起的、并且震动中日各界的著名的爱国主义运动——被史学家称为“五四运动”的前奏的“拒约运动”之中。

1918 年的春天，日本军国主义以中日两国要“共同防御”俄国的十月为名，与段祺瑞政府进行了秘密的谈判，并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军队变为其反对苏俄的附庸军。而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则是试图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地位，进而图谋占领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些做法激起了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的强烈反抗，不久后中国国内的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也相继奋起抗争。这场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群众运动，被称为“拒约运动”。

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同广大留学生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同加紧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积极斗争。他不仅在日记中几乎逐字记载了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进行拒约的种种情况，而且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情况。他还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全力支持罢学归国的行动，并且参与策划和拟订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成为“拒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通过这次社会实践，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斗争经验，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对北洋政府的懦弱腐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对他以后走上职业家的道路具有深远影响。文献综述

三、人生目标的确定和社会改造观念的变化

留学日本时期，不仅在人生目标的定夺上曾有一次较大的转折，在社会改造的观念上，尤其是在怎样改造国家和社会，走什么样的模式等等方面的认识，也都曾发生过较大的转折和变化。

（一）人生目标的定夺青年时代，是每一个人选择人生道路，确定人生目标的重要时期。在留学日本时期，实现了自己人生目标的确定，这对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幼年时期，曾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图大志，从国内启程赴日本留学时也曾写下了那首振奋人心的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但这些仅可视为年轻人激励自己发愤图强的内心坦露，尚难看成是人生具体目标的确切表达。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经历了一个过程， 1。首先他认真思考了改革国家、社会与个人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当时的家庭经济条件，只有上官费学校，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学校生活。认识到这一点的青年周恩来一直埋头苦读，基本不鹜外事，一心一意地准备考试。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怀有救国救民理想的青年，因此并没有忘记“家国恨，天下事”而一味地闭门死读书。在南开时，就已经立志高远，身怀大义。而留学日本时期，又刚好是“二十一条” 提出后不久，所以对而言，日本既是学习的对象，又是要抵抗的目标。当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并且认为“‘知已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实在是谋国的要道”。因此，他特别留意观察日本的政情民风和日本各阶层民众的实际生活，并从中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当他确定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而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种意念的时候，这带动了他对一系列相关重大问题的看法发生变化。他认为，实际上每件事情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来看，并从中学到真知，由此出发，他把求学之途，不再仅限于课本，而是十分关注天下大事、社会变迁，同时，这也使他对平时爱读的报章杂志的选择发生了变化。 2。确定了他在思想、行动、求学上的“主义”和方针。曾在 1918 年 2 月 11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并且定下了自己的新年目标：“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4］求新，趋新，破旧立新，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行为准则。对当时西方社会所流行的新思想新学问也十分感兴趣，认为人类社会是进步的，自然界的一切是进化的，所以新的东西就是好的。他曾给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冯文潜写信道：“甚盼时有以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在日记中也写道：“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5］“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 2 月 11 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他把自己的思想变化在一次演讲中概括为追求一个“新”字，他认为只有人人心中都存在着这个“新”字，中国才会有希望，并且认为，为了追求这个“新”字，必须要具有“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以与“恶劣的社会交战”，这也成为指导今后行动的主导思想周恩来留日思想探析(3):http://www.youerw.com/jiaoxue/lunwen_1972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