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理方面的异化
卡夫卡在小说里以生理方面的异化作为第一个层面对“异化”进行展开。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使他成为一个“非人”，正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加深他的亲人们冷血、自私的一面的表现。这样写的艺术效果新颖、强烈，才能使我们触目惊心，读后为之愕然。如果这些依旧放在“人类”中描述，即使把格里高尔的遭遇与不幸夸大，但他在最艰难时，也不能把亲人们“独特”的一面展示出来：妹妹欲将哥哥弄走而后快，母亲视自己儿子为怪物一见即晕，父亲用手杖肆无忌惮地攻击儿子……在这时，他的亲人们的作为也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在实质上却更令人震惊。同时，让两者的“变形”形成一种自然对照，从而显示出真正的人性美与人性丑的对比。本文来自优=文_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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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的异化
生理方面的异化势必引起格里高尔生活状态、社会关系的紊乱，从而发生了更深的第二个层面的异化——社会的异化。
这种社会的异化是从格里高尔的人格分裂开始的。他讨厌老板的傲慢，这份工作也使他受尽了折磨。为了养家糊口，他又不敢流露出不满。在他变形之后，秘书主任来家时，他还极力讨好。这说明了他在这个异化、物化的社会中已然捉襟见肘，疲于应付。重压之下，人格开始分裂，疏远了自己的本质，丧失了自我。于是对于社会，他逐渐机械、被动地接受，在自我否定中进一步摧残着人格。继而孤独、焦虑、绝望，以致变为甲虫，最终也使灵与肉彻底分离。再看整个社会。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个使人异化的存在，人在其中没有归宿感，格里高尔的遭遇也只是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处境的一个变形化写照的缩影。“变成虫”就是卡夫卡对人终极可能的一种悬想，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某种可能与象征。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未来都可能面对的。故而，这也是我们生存的一种现状。当格里高尔及其家人发现他变成虫时，都没有怀疑这一变形的荒诞性，而把这视为极自然的事实接受下来。卡夫卡在此以写实原则的创作自然也为读者所接受。由此看，卡夫卡写的便是我们，也包括他本人，共同的宿命。[5]
尼采说：“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能有建造天堂的力量。”卡夫卡深切感受到世界的荒谬性，他在作品中揭示出了现实的异化、存在的尴尬。他从小就感到这个世界的陌生，他认为这是上帝的“一个恶劣情绪”而已。[6]和格里高尔类似，面对令人惊恐的物化世界，他像一个被抛入其中的陌生者，以其全部作品对这个世界提出巨大的质疑。这些创作，是他内在情绪的宣泄，是表达内心的需要。
（三）卡夫卡的“边缘化”异化
当今学术界就有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有关原理来解读卡夫卡作品的。通过卡夫卡的成长生活经历以及他本身的日记来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其作品是他特殊生活的体现形式，表现了他性格中恐惧、孤独、自审的一面。卡夫卡在其作品中常以第三人称为叙述人称，由主人公全权叙述自身遭遇、心灵感受，实际上也正如卡夫卡本人在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正如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尽力将读者注意力集中在格里高尔身上，而这人物正是他自己的象征。“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凡是重要的人生体验、感受都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回响。”[7]
关于卡夫卡的成长与生活。他父亲性情粗暴，对子女也进行着独裁、专横的家长式统治。所以卡夫卡从小就畏惧父亲。性格敏感忧郁，又与父亲格格不入。毕业后，他工作努力，但仍然薪水很低，身体为病所困扰。虽然对爱情、婚姻有着美好、单纯的向往，但却在婚约上三订三废，同多数女性处于情感的纠结中，直到孤独去世。作为一名犹太人，加深了他的自卑心理和异乡流落感。同时，他所处的那个奥匈帝国的时代，是反动性的并和现代潮流相抵触。这时风雨飘摇的环境也使卡夫卡倍感压抑。加之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也使得社会弊端日益显现，异化劳动程度加深，西方人对科学、理性的信仰也日益动摇。这一切使得卡夫卡在传统价值观面前苦闷、徘徊。卡夫卡自然便被压抑感、幻灭感、孤独感、忧郁感所笼罩。不仅如此，他逐渐进入了一种“恐惧——渴望——恐惧”的恶性循环。这样的世界使他恐惧、不安。依生存论心理学的说法，这是一种“存在性不安”，因此，他想抗争，渴望健康、自由、爱情，坚守心灵的一方圣洁。同时，由于天性和写作的需要他又渴望孤独。但是在一个异化充斥的社会中，卡夫卡不断努力的结果却与追求南辕北辙。孤独的长期性也令他深深恐惧。这样，就越来越使得他在渴望中陷入了更大的恐惧。
卡夫卡的恐惧，包括对父亲的恐惧、对社会的恐惧、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恐惧、对理想幻灭的恐惧，都在其作品人物格里高尔身上体现出来，呈现于读者，使人感同身受，奏响了这一曲异化世界中的惊恐、孤独与绝望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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