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律师刑事执业风险
李庄案使人重新思考律师刑事执业的风险问题。所谓律师刑事执业风险，指的是律师在参加刑事诉讼活动中被追求刑事责任的危险。这样的危险，无外乎有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就是个别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或者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的时候，没有依照《律师法》的规定严格执业，而是违反律师职业道德，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严重干扰了正常耳朵刑事诉讼活动，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犯罪，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第二种情形，就是个别公安、司法人员，不能正确对待律师的执业行为，以为律师都是和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穿一条裤子的人，对律师抱有歧视的态度。当案件由于自身侦查疏忽、证据问题很多，或者案件本身在事实认定和性质确定上就存在不足的时候，律师从自己的职业要求出发，必然要提出完全不同的证据和看法，纠正诉讼中出现的错误。于是，一些公安、司法人员出于不良动机和目的，滥用职权，以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的手段，来坚持自己错误的主张。
显然，研究律师刑事执业风险，总结发生的规律，对于加强律师制度和律师队伍以及公安司法队伍的建设，对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为，任何现象的出现，在偶然性中肯定包含中必然性。掌握这些必然性，乃是有效防范律师刑事执业风险的必要条件。否则，我们只会凭着感觉说话，盲人摸象，各说各的，对于防范这个风险有百害无一益。
在分析律师刑事执业风险问题的时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站在律师自身狭隘利益的立场上，片面地斥责这个风险发生的人为性，以为是公安、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迫害。有一位律师撰文说：“辩护律师既要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监控，又要受制于公检法三家的管制与刁难。稍有不慎，便会成为另一宗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就像戴着镣铐的舞者，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极其尴尬的角色。”我以为，像这样抱有如此偏激情绪的人，是难以实事求是分析这个问题的，只能得出十分片面的认识。
第二种态度，就是完全否认某些带有报复性、阻扰性的肆意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的现象，以为，一切律师刑事责任问题的产生，全部是律师本身违法所致。固然，赤裸裸地出入人罪，迫害刑事执业律师，毕竟是很罕见的。但是，从狭隘的利益出发和以偏见的眼光看人，个别公安、司法人员确实很容易对律师搞有罪推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想尽一切办法，使用一切手段，要搞定律师的罪行。不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要科学分析律师刑事执业风险问题，也是不可能的。
认识律师刑事执业风险的本质，关键在于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将这些原因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主观方面的，另一部分就是客观方面的。从主观方面来说，就是别个律师和公安、司法人员缺少法治意识，不能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就律师而言，一心一意只想赢得官司，获得名声，赚取更多的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主要表现在事关案件实体和程序的主要事实上，千方百计地捏造证据、妨害他人如实作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唯恐案件事实真相暴露，与胜诉不利。《刑法》第三百零优条，正是针对这些律师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径所规定的，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就公安、司法人员而言，一些人在外部压力或者个人名利的趋使下，破案过于心切，对于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的案件，坚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极为片面的立场，将错就错，不允许人家有丝毫的改正。而一旦律师坚持实事求是、提出十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的时候，就任意迁怒于律师。
就客观上的原因来说，主要是司法制度（包括了律师制度）上的不足。一是律师行业管理的弱化，对律师执业行为过多地偏向于保护（当然，合理地、必要地文护律师的权益，是完全需要的），过于强调自律（当然，自律也是必要的），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严格的教育管理，缺少外部强有力的监督制约。如果说，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腐败，那么，律师的权利不受制约，同样也是很危险的。二是在追究律师执业过程中发生的刑事责任，缺少专门的诉讼制度上的严格把关。由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在的特殊地位，在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犯罪嫌疑，应当由完全彻底与案件无涉的其他司法机关来进行处理，方能体现“法官不能裁判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案件”的基本原则，使公众确信司法的公正性。假如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有效地防止个别公安、司法人员对律师的出入人罪现象的发生。
切实抓好防范律师刑事执业风险工作，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不断增强公安、司法人员与律师的法治意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文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在不同的岗位上，严格依法职责。这是解决律师刑事执业风险问题的思想基础。其次，就是加强管理，完善制度。一要加强律师的行业管理。依据《律师法》，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主要职责中有两条规定，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文护律师的合法权益；进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教育、检查和监督。因此，对于这两项职责不能有所偏重，而是要两手齐抓。就当前而言，尤其要重视检查、监督管理，防止律师权利的滥用。二是要完善追究刑事执业律师刑事责任的诉讼制度。这并非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否定，恰恰是这个原则的更好地贯彻执行。因为，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正是公正的最基本的要求。比如这次李庄案件，假如有一个更加超脱的审判机关来审理，就更使人能够信服。实现这样的制度，就能有效地防止律师刑事执业风险，意义十分重大。最后，自然必须十分严肃地处理滥用职权、任意对律师出入人罪的公安、司法人员的渎职的刑事责任，决不能姑息养奸。
总之，律师刑事执业风险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客观地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否认这个现象，或者以为这个风险完全是个别公安、司法人员出入人罪的结果，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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