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钱学森爱国精神
天资聪颖很重要
钱学森3岁时就有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大家称他为“神童”。
5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他对爸爸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爸爸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领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
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
家庭教育很重要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清末秀才，早年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学，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10年回国后，先后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并在原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多年；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
他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父亲，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恭自守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1935年，钱学森准备留学美国之前，钱均夫提醒儿子，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要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他特意为儿子买了《老子》、《庄子》、 《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一类典籍。他说：“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钱均夫还说：“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
当钱学森即将登上远行的轮船时，钱均夫抖动着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急促地塞到儿子的手里，说道：“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出口处，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乃父告之。
钱学森观之不禁潸然泪下，默默地背诵着家父的临别教诲，在心里说：“我尊敬的父亲，你的教诲，儿子铭刻在心，你老人家尽管放心吧！他在父亲钱均夫爱国思想的熏陶下，决心以科学技术复兴中华为已任。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儿，她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聪颖过人，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她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善针带刺绣。她随手绣出的金丝珍珠鞋，可称之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或许，钱学森的惊人天赋，就是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
由于丈夫平时在外地供职，这家庭教育的职责自然落在章兰娟身上，她总是采取启发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儿子做到心服口服。她给幼小的钱学森每日安排的功课是：清晨准时起床，加强身体锻炼，早饭后就教儿子背诵唐诗。累了，就让儿子看一下儿童读物。下午或者教儿子画画，或者写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让幼小的钱学森从小就树立良好的读书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对知识的需求也越来越强了。以前父亲给他买的那些浅显的儿童读物已经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开始将目光转向父亲的大书橱，对父亲那厚厚的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看不懂，他只好去向母亲请教。母亲对于儿子强烈的求知欲感到由衷的惊喜，于是挑选一部分她认为儿子看得懂的书，给儿子看，并认真地给他讲书中的故事。
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及杨家将的故事，还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映雪发愤苦读的动人故事，及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些智慧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总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拜与向往。
钱家在北京是独居的大四合院，与他们相邻的常是一些贫困的下层人士。章兰娟是个乐善好施的贤德女性，所以非常同情下层市民的疾苦。幼小的钱学森经常看到，自家那扇黑漆大门，常常被求借的邻居敲开，母亲总是温和地、热情地接待这些穷朋友，家中有的，尽管借去，借去的钱粮，确实无力偿还的，母亲决不再提起。
章兰娟对儿子不仅言传身教，并且寄予了无穷的希望，钱学森对母亲也是充满特殊的感情，时刻不忘慈母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钱学森长大成人后在美国求学工作时，曾铺纸挥毫，饱蘸心血，勾勒出一幅母亲的肖像，一幅他心目中母亲的肖像。她慈祥、俊秀，一双慧目在关注自己，鞭策自己……他把画像挂在案头，以便时时仰望母亲的笑容，回味母亲的教诲。
学校教育很重要
1923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师范大学。钱学森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毕业。9月他升入北京师范附属中学，20年代的北师大附中学习环境特别好，真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培养天才的泥土”。这里有很好的校风，很好的学风；有一种民主的、开拓的、自学的、创造的空气；有一支水平非凡的师资队伍。教师，特别是高中教师很多都是师大的教授。
钱学森回忆：“当时在旧中国和旧北京那样一种动荡艰难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的校长——那时我们称他为主任——林砺儒先生，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第一流的学校。这真是了不起！很不简单！所以，我至今仍非常怀念。”“我至今仍十分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我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是我终生难忘的。”“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
钱学森同志的精神，就是"争"与"让"。"争"就是为国争光；争学术之先；争国家的荣誉和地位。为国争光，是钱学森同志的信念，当年陈赓将军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横空出世的"两弹一星"，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
钱学森同志的"让"，是谦让、辞让，让的是个人的名誉、地位和金钱。钱学森一贯反对别人称之为"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说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一二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钱学森同志的"争"与"让"，彰显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再现了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质，他们的精神，使我们感到温暖、感化和醒悟。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他们身上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有了这些，我们才不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才会彰显科学的朴实风格，造就一大批高科技人才，推动中国走向真正的创新大国、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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