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霍桑探案》所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也包括对教育现状的担忧。在《白衣怪》中，针对新闻中一位大学生的堕落与犯罪，包朗有段这样的谈论：“现在在我们的国家，正在艰难困苦没发可危的时期，而教育界中除了最少数人外，大部分都在那享乐、浪漫和颓废等等的恶势力笼罩之下，莫怪人家公然说我们的教育已经破产了。”[8] 而在《黑脸鬼》一文中，霍桑同样堪忧家庭教育，对于宝祥扮鬼吓唬自己的哥哥裴之英，他认为因果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大人不明儿童心理，失于督教，才险些酿出大祸，家长实在不可不严格注意对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
霍桑一生都在追求理想正义、社会公平，正如他在《毋宁死》一文中说道：“凡是暴戾阴险之徒，我必加以揭发，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是不合时代的制度礼数，我也要加以抨击而摧毁它！包朗，我今天和你约定，以此为目标，作为我毕生服务的准则。”[9]《霍桑探案》中，霍桑的法律民主意识随处可见，当现行法律不足以文护正义时，他会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锄强扶弱，给毫无缚鸡之力的平民百姓找一线生机。然而正如姜文枫所说：“程小青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他看到正义与当时的法律是矛盾的、抵触的；另一方面他又看不到统治阶级法律就整体而言，是文护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10]  
结语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身材颀长、瘦削，鹰钩鼻子，头戴礼帽、穿长披肩风衣、口含海泡石烟斗，手拿放大镜，目光锐利的侦探形象，已经深深烙印在世界读者的心中。而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他的外貌形象虽不如福尔摩斯那样深入人心，但他一身正气、才思敏捷、勇敢无畏、勇于探索的人格魅力同样征服了万千中国读者的心。
通过对《霍桑探案》和福尔摩斯探案的比较，可以发现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艺术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这说明程小青对柯南•道尔的创作存在一定程度的模仿和借鉴。模仿和借鉴是迅速熟悉一种文学类型并快速掌握它的最佳捷径，这在中国侦探文学的诞生之初是不可避免的。模仿是创新之路，霍桑是福尔摩斯的影子，更是作者的独创，两部作品各自体现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程小青在引进、模仿的同时，结合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和人文心理，既充分体现了本土化的特色，又具备了独创性的特点。不同的社会土壤催生不同风格的作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加工改造过程，民初中国的侦探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相比，已经是“形似而神不似”了，其自身具有的民族本土性，正是对当时时代特征的最好印证。[1]  
作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霍桑探案》迈出了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的第一步，作品所蕴含的巧妙的叙事艺术，以及其所宣扬的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在当时以及现代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霍桑探案》也成为了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伟大作品。 福尔摩斯探案对《霍桑探案》的影响研究(5):http://www.youerw.com/wenxue/lunwen_15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