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学生,如何看“另类”学生二人谈 第2页
赵忠心：虽然孔子很早就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但我们的教育向来只是强调共性，不太重视孩子的个性，一提“个性”，就好像是贬义，这个问题解决。个性得不到充分发展就成不了材。只有承认、尊重学生个性才是把人当人，否则就是不人道。不承认、尊重学生的个性，把学生按照统一规格“加工”成同样的机器零件，那是对人才的扼杀。好比盖房，有的木材可以作梁，有的可以作柱、作檩、作椽，梁、柱、檩、椽盖房都是需要的；同样的道理，要求的人才也是多规格、多层次的。现在，大家都呼吁加快发展大学教育，我觉得应该慎之又慎。都上大学，势必出来就待业。义务教育有一定标准，但在一定标准下要尊重个性，解放孩子。
有的孩子不太善于接受系统教育，考试不及格；但心灵手巧，那就让他当工人不就完了？有的人适合上大学，有的不适合，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人，认为上了大学才是人才，不上大学也可能是人才。比如青年鲁班，不能说比大学生低一等，许多企业家都没有完成大学教育，但事业是很有成就的。有一次，我到江苏南部去，一位县长对我说，我们这里许多孩子上了大学，但没有一个回家乡的。苏南乡镇企业发达，靠的都是没上大学，或被老师看不上、或被学校开除了的学生。有一位当年被开除的学生，现在已是很有作为的乡镇企业家。需要各个规格的各种人才，都去上大学，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有机会上大学当然好，没有机会上也能成功。许多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小时上学都不聪明，老师认为他们将来毕业会一事无成。这也反映了教育的弊端，反映在评价学生的标准、尺度上有偏差。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者，是不是人才，不能只用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一把尺子，要用多把尺子衡量。如果说要有一把尺子衡量的话，那这把“尺子”就是实践。这是最权威的衡量标准。
康健：前两天我见到一对父母，儿子特别热中工作。有一次他想搞一个民乐演奏会，学校不能给钱，他就找到一个乐器行要赞助，条件是活动冠以他们的名义。后来成功了。有人说这样的孩子商业气太重。我却以为，这表现了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这孩子也许当不了科学家，但能成为一个活动家或企业家。人的发展需要网开一面。
过去我们比较忽视孩子的差异。某校高三有一个学生很喜欢农业、生物、生化、基因，按说他应该上农大。但现在的教育模式认为你学习好，分数高，就应该上清华、北大。他的班主任问我，如何指导他填志愿？对孩子志向的差异我们忽视太多，像这个孩子如果送他去农大，学校就少了一个入清华、北大的学生，考虑学校的升学利益就要动员他上清华。但这显然不符合孩子的个性和兴趣。我们对孩子由个性、兴趣产生的职业理想特别忽视。过去问学生长大想做什么，答案可以是各种职业，现在却只问长大想考哪个大学。我们应该逐步培养学生的职业理想，而不是只由分数和计算器来决定将来的专业和职业。
赵忠心：上海中学生韩寒写小说，自动退学了，影响挺大。记者问我的看法，我认为，第一，他高二退学并不违法，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第二，我认为读书是学习，参加实践也是学习。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就是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成功者屡见不鲜。人们总是认为人才应该在学校培养，但高尔基、毛泽东也没上过大学，他们上的是“大学”。他们不仅是人才，而且是不可多得的大才。
●大班额妨碍因材施教
赵忠心：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的“班级授课制”，与私塾式一对一的教学论文方式相比，当然提高了效率。但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统一要求、统一施教的前提下，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上海小班化教学论文大家都欢迎。可我们有些重点校班额越来越大，河南一位副县长告诉我，他们县惟一的一所重点中学，一个班竟达170人！一个班这么多的学生，孩子连提问的机会都得不到，就不用说因材施教了，因为连学生是个什么“材”，老师都无法知道。我们一方面推行班级授课制，一方面要解决因材施教的问题，这在中国一直未解决好。 康健：因材施教难，要完整地实施素质教育，有制度保障。教育制度要人性化，班级不能太大，人数不能太多，学校布局应更合理，教师能力更趋向综合。班额少是教育民主化趋势。我们应立足于这种理念，以更平和的心态，来适应整个教育对象的变化。
●给特殊孩子一个空间
康健：高中生中有些同学学习能力强，与我们教学论文进度、节奏不一致，比较超前。大班授课的教学论文计划不适合他。高中三年有的两年甚至一年就能学完，有的初中就学完了高中的。是让他就范我们的进度，还是给他更多空间？在面向大多数学生的同时，应给他们特殊的空间和渠道。比尔·盖茨在哈佛读了两年就嫌太慢，退学办了微软公司，后来成为世界首富。
对某些方面成绩突出的孩子，不一定让他跟班学习，可以采取选课、通过的办法。但他们在生理年龄上与别的孩子一样，同样有着青春期问题，有着如何与他人相处、与异性相处等问题，因此我不赞成单独为他们办一个少年班。除了学科差异，还有其他方面差异，每个学生都有相当深刻的家庭渊源，有些有极端行为，如离异家庭子女。父母行为也多种多样，有的父母不合，使孩子郁郁寡欢，老师觉得他上课不专心，其实是因父母打架，无心上课。有一个学生，竞赛总是得奖，但上课心不在焉，以各种理由缺课、旷课很多，但最后上了清华。对这种特殊学生，一方面要让他们适应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也要有利于每个人的发展。只要他遵守学校基本制度，应该允许他有自己的学习方式。
有的孩子成绩不特别优秀，评不上“三好”，但多才多艺，表现出非常强的和谐。高三女孩里就有这样的，是领袖人才。过去只强调培养科学家，忽视各方面人才，我们设想办一个综合班，按照蔡元培“发展个性，涵养人格”的宗旨，不让他们偏科、定向，给他们多种空间，打一个宽厚的基础，有可能培养出未来的脊梁。现在的教育时间划一，早上7点多上学，直到晚自习，没有孩子自主的时间和空间。课程太多，课时太满，基本是国家指令性。我认为课程表可以自主规划加选修，小学可考虑半天课半天选修和课外活动，中学上五优节课，其他时间是社团、自由活动、实践。要尊重个性差异，如有的学生希望高一通过外语，就可以高一过。老师是服务型教育，采取合作式、讨论式、实践式。但是现在国家课程安排已经超负荷，没有任何创新余地，要实现教育创新，制度的制约是个瓶颈，教育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最重要。
比如我们这样的学校，如果给点自主权，本来可以做点探索。现在课程的门类、数量窒息着教育空间，要创新就得减少课程门类，减少课程内容和时间，增加校本课程的比例。
●不能只用高考一把尺子
赵忠心：在培养目标、教育模式、教材等方面，衡量的尺子应该多元化，现在只有一把尺子(也就是指挥棒)，那就是高考。一些孩子离家出走、自杀，当然有自己的原因，他们缺乏心理承受能力和经受挫折的能力。但从深层次讲，高考这把“尺子”就是压力，都要上大学，读研，否则就觉得对不起父母、老师，没脸见人。没人上中专、中技，国家缺乏技术工人，在人才结构上出现了问题。都要当白领，那是不可能的。家长、都应给孩子松绑。
康健：国家的教育体制、教育制度，已经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现在我们的教育缺乏活力，说不上教育能力，孩子和老师的发展都受到制约，制约大于促进。国家应更多考虑放权，把编教材等完全交给地方。基础教育的独立教育价值，课程体制、机制问题比内容更重要。现在教育的尺子又窄又短，根据我们近10年的综合课程研究，如果给孩子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学生的发展会超过成人的预料。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