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今年春节前后有两个主要话题被人们热议：一个是节前的“一号文件”——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2个“一号文件”；一个是节后沿海一带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概括起来，人们对“一号文件”的关注除了寻找与往年不同的“亮点”，如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农业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等外，可能更多的是一年一度的习惯性讨论。与“一号文件”的“老生常谈”不同，沿海一带的“民工荒”事件从一开始就格外的抢眼，以至于春节美丽的烟花还未散去，各大媒体就开始了严肃的解读，学者、企业、政府部门更是众说纷纭，成为春节长假后的“开门红”。
“一号文件”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导向，“民工荒”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现象。这一“上”一“下”的两个事件虽然落脚点不同，但背后却有着同一个主题——农村。
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
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是高度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具体地说就是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者。所以，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就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页）第一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到管经济的陈云，到李先念，一直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先后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等口号，毛泽东说：“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阐述现代化建设理论时也非常重视农村问题。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1081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改变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同志这一时期对国家建设目标的表达方式。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一个优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毛泽东文集》第优卷329页）。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三个现代化：“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8页）。1959年末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道：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16页）至此，“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全面完整地提出来了。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而作为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同样非常重视农村和农业。他强调：“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邓小平也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前提。1975年9月，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代表中央发表讲话时指出：“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到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有名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成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纲领。
中国农民是几千年超稳态社会结构的基础材料，是文持中华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功臣。中国是一个从旧的农业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来探讨建设之路，才是唯一出路。
为什么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受伤”的总是农民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牺牲的总是农业，抛弃的总是农村，受伤的总是农民！
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而中国这一积累只能来自农业，要农民做出牺牲，这在当时情况下谁都清楚。但回顾建国以来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似乎总是在关键时刻都是由农民流血流汗，但情况一有转机，农民旋即遭遇抛弃，而且总是每二、三十年一个循环？
当年跟着毛泽东喊“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农民流了很多血，也流了很多汗，终于得到了土地，农民感动地直喊毛主席万岁。但是农民的好日子不长，进入50年代的工业化积累中，中央选择了从农业中获得剩余，于是农民只剩下文持生活的基本资料，而且总是不够，以致发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活活被饿死的惨剧。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文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中央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口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也依然根深蒂固，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不仅如此，最让农民不能理解的是，当年流血牺牲换来的土地，后来又通过农村土地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再次回到没有土地的时代！
时间到了1978年，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也就是，当中国工业化道路步履文艰，农业生产每况愈下之时，再一次想到了农村。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率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明了方向，一时间，举国欢呼。但是，慢着。从1985年起，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格局又开始向城市倾斜，工作重心又向城市转移。虽然这次改革本来是农村带头的，并且首战告捷，取得了很大成功。可是为了“顾全大局”，农村再一次为城市的发展让路。到9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向城市集中，特别是向东部沿海。由于以地生财的指导思想，城市建设大量低偿圈占农村耕地，一时间，中国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成绩斐然。高楼大厦、大马路、大广场、立交桥、轨道交通、种花种草、喷泉绿地、亮化美化，竞相与国际接轨。但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献出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献出了以千万亩计的承包农田，献出了古木大树、风景树，而农村自身却没有随着经济腾飞得到相应的发展，反而背了一身债。高等级的公路修到村旁，但入村还是土路，垃圾乱堆、污水横流……正如陆学艺先生所说，中国的工业化是要了农民的地，要了农民的粮，但就是不要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只好涌向城市打工谋生，或者待在农村自生自灭。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出口放慢，消费不足，就业压力强大，“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于是，1998年10月，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虽然 这一段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得到全国上下的共识。但是以后的发展中，只有在农业生产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做些修补性的政策调整。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对农村发展不利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信用制度等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革。10年过去了，虽然农业和农村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有些方面，还越来越严重了。用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信上的话来说，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是一个均衡协调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全力搞经济建设，这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翻番以后，应该逐步转向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因为各种原因，还是偏重城市经济的发展，这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平衡状态，注定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全面。